读了老红军郑北辰以《曲折的道路》为题所作的回忆录，久久不能平静。不论是他在川陕根据地期间与三堆石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一道，将游击队发展成独立营、独立团，然后整建制编入红30军264、265团的经历，还是长征途中所遇到的让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的回忆，都令我屏息而凝神。但最让我一再品读和想要与更多人分享的是他在西路军中兵败被俘，逃跑成功，辗转一年多时间，终于到达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段经历。因为能读到的这些亲历者的回忆太少，而西路军西征的悲壮与惨烈跟湘江之战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悲歌。西路军的惨烈、千百幸存的失散将士一心奔向延安寻找党中央的执着，一直是我想要探究的课题。

为了让读者更有亲身体验感，请让我以第一人称来讲述郑北辰老前辈的故事吧。

“经过无数艰难险阻，战胜了数不清的生死考验，终于走完雪山草地，到达会宁，迎来三大主力大会师。会师不久，我被编入干部团，由曾传六带领。在黄河边，曾传六给了我和钱益民一匹马驮运行李。我们是夜间过河的。天亮之前，忽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是兰州的余学忠派飞机来轰炸红军的。炸弹、机枪轮翻扫射，我们干部团跟30军、9军、5军，骑兵师、妇女独立团、教导团共21800多人渡过了黄河，称为‘西路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指挥下，为完成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的‘夺得甘、凉、肃，建立新的根据地’和打通与苏联老大哥联系通道的任务，向河西走廊进发。

“地广人稀的河西走廊天寒地冻，物资匮乏、缺粮缺水，对我西路军行军作战极为不利。我们在西渡黄河时，只准备了几天的口粮，衣服也十分单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每3人才有一支勉强能够使用的步枪，每支枪只有极少的子弹。面对长期盘踞甘肃、青海，装备优良、强悍残忍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等部，西路军处境十分凶险。

“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西路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先后在景泰、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历经大小战斗、战役70余次，歼敌2.5万多人。

“最为惨烈的是1937年1月发生的高台之战。红五军将士以简陋的武器与十倍于我的‘马家军’对战，坚守孤城半月之久。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大刀、梭镖、铁棒、土砖、冰块，一次次将敌人击退，高台城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城破后，战士们与敌人在街巷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这场血战中，红五军近3000人战死。军长董振堂在敌军攻上城楼后，高喊：‘共产党员们，干部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革命一定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他挥舞大刀与敌搏斗，不幸胸膛中弹壮烈牺牲，当时他只有42岁。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几位军部首长也都战死在高台。

“到了祁连山，曾传六动员我们干部团上战场，他说，中央援西军由刘伯承带领过黄河了。但是远水难救近火，我军最后的主力部队264团、265团也失败了，我们团守在接近前沿阵地的一个观察班，已被马家军的骑兵冲散，是到了我们也冲上去的时候了。

“从曾传六动员我们上阵后，过了两天就发生了梨园血战，部队只剩下不到2000人，总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剩余部队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游击，保存力量。这次会议，我遇见了家乡的李国安，他是我们在三堆石搞武装起义时的战友。异乡相逢格外亲切，殊不知我一上前，他却吓得向后退，大声说：‘你是人是鬼?’当他镇定下来后说：‘我在出发长征前回过一次家，见到你大哥，说你早死了，家里还为你立了碑，说是逢年过节好给你烧纸送钱。’此时此刻，我们抱头痛哭一场。会后，我被分在干部支队里，队长毕占云，政委曾日三。经过隐蔽行军，我们到了康寺。部队派我去侦察敌情，我向前边的大山走去，爬上山头一望，敌骑兵部队牵着螺马在河边喂水。我返回去报告敌情，但天黑迷了路，摸到一座大概是祭神的所在，一进去就睡着了。我被一群野兽的嚎叫声惊醒，吓得一口气跑出几十里路。到了冰河，正准备破冰下水，忽听人喊马嘶，敌人的马队从两边包抄过来，我被敌人用马缰绳捆住双手，绳子勒得很紧，剐开皮肉见了骨头。到下午，听见远处响起枪声，知道是我们的部队与敌人接火了。敌强我弱，我们团的人大多被俘，政委及其爱人也在其中。

“敌人派了一个骑兵营押着我们，走甘州到梁州。一路上，我们还被迫抬着交战时丧命的敌人的死尸。敌人将我们集中关押进了甘肃梁州监狱，和我们关在一起的有我军保卫局执行部长莆纯光，他让我给大家讲，不要暴露他的身份，就说他姓王，在连队当文书。我把他的话悄悄传达给大家，他的身份一直没被敌人识别出来。

“在敌人把我们押往空心磴第二大监狱的路上，我们组织了四十多名俘虏逃跑，由我暗中召集大家开会，要大家听我指挥。我们选择了天快黑时在一个地形复杂的地方，采取避开敌人注意力悄悄分散离队的方式，可是还是很快被押送我们的敌人发现了，结果只有领头跑在最前面的我和刘福军二人得脱。

“我们俩逃到古浪峪的桥上，有一家汉族人开的店，讨了一点东西吃，问路怎样走好，回答说不能走峡峪，昨天在峡峪还打死你们的人，你们最好从对面的天山走。我俩就往天山上爬。在山上见到一个羊倌，他紧跟着追我们。因马家军张贴有布告，凡抓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奖几千大洋;抓到红军当官的，论级别奖几十、几百大洋不等。这里的人只知道红军是和国民党政府作对的“共匪”，有机会抓匪得大洋岂不是好事，那羊倌肯定是冲这个来的。这里的山又高又陡，我们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再也爬不动了。我与刘福军商量，我们不跑了，坐在这里等他来，他要抓我们就打死他。那羊倌见我俩不走了，他也不敢来追。见他离去，我们继续往山上走。越往高处喘气越困难，加上又渴又饿，刘福军埋怨起我来，他说枪林弹雨都没被打死，这回跟我逃跑爬天山，看来要死在这里了。我回答他，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事先讲好，生死相顾，患难与共，死活在一起，坚决要找到我们的队伍。我俩又继续往前走，因为天太黑，又有野兽出没，他真的害怕了，无论我怎样劝说他都不听，自己一个人掉头走了。我一个人向前走了一会儿，想想还是两个人一起走好些，互相有个照应。于是，我回去找他，往回没走多远，就听见他喊我的名字，估计他也是害怕一个人走，所以又回来的。既然这样，何不逗逗他。这里的茅草比人还高，他快到面前时，我猫在茅草里隐蔽着，让他找不着。待他从我身边过去之后，我从茅草里走出来，跟在他的后面悄悄靠近，我突然大叫一声，吓了他一大跳。经这一吓，我俩反而更亲密了。

“进入天山山脉，我们既不敢向上爬，也不能走山脚下。高处是莽莽森林，有好多的野兽出没;再高处冰雪覆盖，就我们穿的这点衣裳根本不可能抵挡那样的严寒，也没吃的。靠近山脚下，倒是没有山上寒冷，也可以找到吃的东西，可到处有追剿红军的国民党马家军。我们先是想去新疆，后来发现不但没有接近新疆，反而又回到了祁连山下。打听到党中央已经在延安驻留，失散的红军都想去延安，但是从甘肃到延安的道路都被国民党反动派重兵严密封锁，凭我一两个人想要突破封锁，完全不可能。我们在忽南忽北沿途打工、乞讨中寻路，在忽东忽西寻路中辗转漂泊……

“经历千辛万苦，直到1938年初，我在甘肃境内碰上了去延安的青年学生，知道已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我们便一道去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在办事处我见到了王定国、朱良才等熟悉的同志，由他们介绍，我经西安到了延安，被安排在延安鲁艺学校工作。

“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抗日根据地，呼吸到了解放区的新鲜空气。我怀着胜利的喜悦，在党的关怀和指引下，迈向新的征途。”

回到延安的西路军总支队同志合影(图片来自网易)
 

李云飞 据中共苍溪县委党史研究室资料《漫漫征途》中郑北辰回忆录《曲折的道路》，网文《西路军：血沃祁连传星火》等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