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司克(1911—1930)原名李孝本，化名索禹，革命老区江安县四面山镇南井人，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广汉起义”组织者之一。

李司克1925年8月考入省立第三中学15班读书(现江安中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考入成都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后并入四川大学)，1929年秋到四川彭县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2月受党组织派遣，在广汉女子中学以任教作掩护开展兵运活动，同时在中共广汉中心县委负责组织工作，策动驻军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起义。10月25日在广汉女中以鸣钟为号，发动广汉起义即震惊全川的“广汉兵变”，四川军阀慌忙调集7个团的重兵“围剿”，起义军经过四昼夜的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李司克又转赴金堂县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1月初李司克不幸被捕，11月8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共匪煽动我军叛变”的罪名判处其死刑，在押赴刑场途中，李司克视死如归，慷慨激昂，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革命一定要胜利”等口号，在刑场上身中数弹仍高呼口号不止，直至停止呼吸。1956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和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授予李司克“革命烈士”称号。

思想进步

1911年2月，李司克出生在江安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慧，好学上进。192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江安省中(原省立第三中学)15班学习。他思想敏锐，性格爽朗，每个假期都要参加农业劳动，接触许多贫苦农民，深刻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中学期间，该校进步教师张介屏等对学生思想上积极引导，兄长李剑彬(北大进步学生，1926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又常寄《向导》周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给他阅读，同时目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军阀横行、租税繁重、盗匪猖獗、民不聊生等惨淡社会现实，他逐步感受到时代青年肩上负有的救国救民重任，从此，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参加社会活动中。

光荣入党

1927年秋，郑国猷、梁宗城等共产党员来到江安省中，建立了江安第一个党支部。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李司克进步很快，他积极参加学生自治会、读书会、办壁报和择师运动。在声讨蒋介石策动的“4.12”反革命罪行时，他公开喊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口号。在一系列新生活运动中，李司克逐步接受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同年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崇尚女权

为抨击江安女师(女中前身)灌输《女儿经》《烈女传》等陈腐教育思想，省三中编演了话剧《我们的学校》，李司克扮成校工在台上高举“斥退牌”并大呼：“蒲二小姐反对教《女儿经》被斥退，真是岂有此理”，该事曾引起全校轰动、罢课，逼着校方废除《女儿经》《烈女传》等课程，改教新文化课程。李司克扮演的这台话剧对女师师生教育震动、影响很大。

反对迷信

他主张发展科学，剔除封建糟粕，1928年春，他和同乡校友曹正中去南井普门寺游玩，见到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深有感触地说：不破除迷信，国家发达不起来。他边说边从神龛上揪起一个小塑像朝寺门外掷去，将塑像砸得稀烂。1929年冬，在彭县搞农民运动时，他积极发动农民砸碎了县城外闹池塘庙内的所有菩萨。这些行动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封建神权势力，充分证明了他反封建的决心。

充满爱国情怀。在他撰写的一篇《卜式论》的作文里，对西汉以牧羊致富的卜式，屡捐私财资助国家对匈奴作战，十分赞赏，文末写下了“我思卜式，我爱卜式”的含蓄而感情炽热的字句，体现了他深厚的爱国情怀，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而争相传阅。

用笔“呐喊”

1928年秋，李司克考入成都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借自己住宿校外商业街公寓的机会，广泛接触革命者，与他们讨论革命形势与任务;利用兄长李剑彬等创办的进步书店——星星书店，阅读大量马列主义革命书刊。这些都使李司克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他常常奋笔疾书，以犀利的笔锋，鞭挞邪恶，宣扬真理，唤醒民众，指点革命道路。

写剧本揭露社会。他在1928年10月写的《青年应有的觉悟》一文中，批驳了那些“过时的人”革命青年的种种责难和诬蔑，是“无价的胡说”，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青年“要明白所处地位的重大，肩头上的担子不能推诿”。“社会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应当站到工农行列里共同奋斗”。从中可见，李司克已经认识到工农群众“自己救自己”的巨大力量，选择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他说：“既然负有这样大的责任、这样大的使命，我们还能执迷不悟、昏昏沉沉度日吗?应当做个时代青年，去做我们应做的事，尤其要紧的，就是要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今天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整个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最后他指出：所以要奋斗前进，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来拥护我们的真理，认清我们的敌人，努力向它进攻，快快地团结起来，……打倒社会的恶势力，澄清政治，建设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新世界。李司克在这里所要拥护的真理，正是马克思主义;要建设的新社会、新世界，正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扫除社会上妨碍革命的种种错误思想，李司克在1930年1月写的《洪水横流》一剧中通过三个革命者，对那些在这“残忍、刻薄、冷酷的现实社会”和“这般险恶的国度里”，热衷于醉生梦死的消极颓废情绪，迷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安分守己、贪生怕死”的情绪，以及盼望反动统治阶级“转念”“施恻隐之心”的人性观点等进行了揭露和鞭挞，强调要睁开眼睛“瞧瞧这个人类社会，遍地都是腥血!遍地都是张牙舞爪、凶神恶煞的魔鬼!”并通过“疯人A、B、C”的口，高声呼喊：“兄弟，起来拼命!拼命!拼命!别自暴自弃哟!”认定在这“人吃人的社会，除了自己起来拯救自己，用自己的热血杀条生路而外，没有再好办法了!”他坚信“人的一生，就是奋斗，奋斗才有出路，奋斗才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天地间没有永久不变的东西，只要奋斗，什么都能做到”。同时认为“我们要走进新的世界，光明灿烂的宇宙，绝对要经过血迹殷红的屠场，火焰冲天的境地，枪刀飞舞的战线，不然，简直是愚人做痴梦了。”认为把希望寄托在反动派“回心转意”上，“没有丝毫可能性。……比如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你求它饶恕，或许讲亲善，以免损伤于你，事实是绝对做不到的。”李司克对那时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的冷静思考，足以说明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为了揭露吃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李司克在1929年11月写的《悲愤》剧本中，通过“农夫”的口，喊出了中国工农大众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的最强音：一年劳累得不到钱，遭强盗抢劫去了……洋人就是大强盗，军阀就是第二号……贪官污吏剥削了，更有劣绅与土豪。认定“这些东西不打倒，咱们子孙难伸腰”，“若是一齐打倒了，衣食住行样样都好，庄稼汉快乐逍遥!”

李司克懂得：只有打破旧社会，才能建设新世界。他在《洪水横流》剧本，最后一幕中描绘出一幅翻天覆地、令人神往的革命场景。此剧本末尾，他借演员的声音向社会直抒胸臆: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新社会!新世界!新世界开遍灿烂的花!

写诗歌反映斗志。李司克在思想上已经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态度。1930年1月写的《飘流曲》等诗歌中，就有“我去了，我去了，今后浪迹天涯!家庭的诘责，乡党的舆论，朋友的鄙视，这都不值留恋和顾虑哟!”“飘流生涯中的波纹，却是人生的音节弹奏。”“墓前三杯酒浆，向我在微笑、招手!”“快跑!那才是宿地：火山口、刀锋上!”

广汉起义敲钟人

彭县革命活动。为了革命需要，李司克毅然投笔从事中共地下组织工作。1929年秋，他前往彭县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他深入升平乡农吟寺地区，向农民和青年学生宣传革命思想。他常写一些进步诗歌印发给学生作教材，激发青少年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这期间，李司克和当地的地下党员简宅安、简宁、朱沛然等一起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准备以九尺乡为据点，发展组织，开展群众革命活动。

广汉革命活动。1930年2月，李司克被派到广汉县工作，他以广汉女中英语教员身份，加入中共广汉地下支部，积极开展活动。该校校长雷志烈是军队支部的地下党员，便有意安排他组织和指导学生阅读革命进步书刊，他利用课堂教学，一面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一面联系实际揭露反动派罪行，激发学生们的革命热情。

组织广汉起义。同年8月，中共川西特委作出了准备广汉起义的决定，同时改组了广汉县委，指派张剑横(蓝静明)任书记，李索禺(司克)任组织委员，钱曼陶(文华)任宣传委员。李司克经常出席县委所属各地支部会议，积极帮助健全基层组织，积蓄革命力量。同时，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密切配合广汉军队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作好武装起义准备。这时，川西特委巳派出一批党团骨干打入广汉驻军陈离旅，在官兵中积极发展进步力量，在该旅最高层中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起义条件越来越成熟。9月，根据川西特委决定，将中共广汉军队支部和党团县委合并为中共广汉行动委员会，并派出刘连波等组成前敌委员会到广汉县具体负责组织起义。经过周密筹划，起义时间定于10月25日午夜。具体分工是：原县委所属各地支部负责起义宣传工作，发动工农群众支援起义并参加红军。起义前夕，李司克积极参加书写起义标语、传单。起义当天晚上，李司克领导一个行动小组，负责控制县城电灯公司，在约定起义时刻开、关电灯。同时，明确以广汉县中学的钟楼鸣钟和县政府门前放火为起义信号，全城内外统一行动。25日午夜，李司克迈着紧张又兴奋的脚步走向钟楼，准时敲响了起义钟声，轰轰烈烈的广汉起义开始了!起义军迅速集合，展示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路军旗帜，宣布成立广汉苏维埃政府，发表《告全县人民书》，接着又召开了群众斗争大会，镇压了伪二混成旅的军需处长兼国民党广汉县长雷雨膏和反动军官数十人，起义军按计划于26日傍晚从广汉北门经什邡向龙门山地区开拔，准备在大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然而，四川反动军阀慌忙纠集了7个团的兵力围剿，起义军经过四个昼夜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上革命武装来不及整顿巩固，个别将领率部投降变节，部分军人动摇退缩，起义遂告失败，这便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广汉兵变”。

英勇就义

起义失败后，李司克、王少修同志转移到成都金堂地区，继续开展地下活动。1930年11月初，他们不幸被国民党金堂县政府逮捕，不久，被押回广汉原驻军第二混成旅旅部受审。该旅所设军事法庭，他们用尽种种严刑拷打和利诱，李司克仍坚贞不屈，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他一面宣讲革命道理，一面历数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祸国殃民的罪行，浩然正气溢于言表，审讯者为之语塞。李司克痛斥审讯者：你们配审讯我们吗?终有一天我们要审讯你们的。敌人要李司克交出地下党组织名单，李司克义正词严：要枪毙就枪毙，没什么可说的。敌人一无所获。

1930年11月8日，李司克和王少修同志竟被第二混成旅旅部以“共匪煽动我军叛变”的罪名判处死刑，反动军阀竟命令行刑人员勿用步枪，改用刚从成都领回的“快中快”枪(弹头着体后进口小、出口大)，以期更残酷地毁坏烈士尸体。尽管反动军阀如此狠毒，但李司克和王少修同志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在押赴刑场途中，他们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革命一定胜利!”等口号。行刑后，毫无人性的反动军阀令暴尸示众三日，不准家属收殓。李司克牺牲时，年仅19岁。

李司克牺牲的消息传遍全国，他的革命气节和不屈精神被广为传颂，1930年12月，天津《大公报》两次报道了广汉起义和李司克等殉难情况。1938年冬，中共江安县委为纪念烈士，曾命名城北支部为“司克支部”。1950年2月，成都《建设日报》刊登的《蓝静明传略》中，记载了李司克在广汉的革命活动及其牺牲情况。1956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和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授予李司克“烈士”称号。

(江安县党史研究室、江安县革命老区促进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