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克道出生在苍溪县龙山鞍子梁，世代行医，家道富足。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加上父亲手把手地传授医术，他15岁就开始给人把脉看病，刚到20岁，已经成为当地的知名中医。后来，他从鞍子场来到龙山场坐诊，每天都有乡民排着队找他看病，龙山附近的双河、柏杨、河地一带有钱人家，还经常抬着滑杆请他去看病。

1933年7月，红军在文昌场建立县苏维埃政府，随即又解放了龙山乡。龙山地处与巴中、阆中等县交界处，各县的民团土匪经常出没，争夺地盘。红军部队进驻龙山后，开展清匪反霸活动，战事很多，伤员们都被送到文昌宫的红军医院治疗。红军医院当时缺医少药，庞克道常常被请去为红军疗伤治病。一来二去，他和红军打交道多了。他见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心中非常喜欢这支队伍。在给红军看病的过程中，他看到红军战士勇敢顽强，重伤员不怕疼、不叫苦，轻伤员伤未痊愈，便上战场参加战斗，他由衷敬佩红军。

来往于龙山和文昌之间，庞克道常常听到红军宣传十大政策纲领、红军十大主张、反帝抗日、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等演讲，在龙山场的列宁书室还读到一些红色书刊，对他思想启发很大。红军到来之前那几年，白色恐怖之下的龙山，人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庞克道相信，要使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当家做主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闹革命，砸烂万恶的旧世界。于是，他也经常参加红军的宣传活动，动员广大青壮年群众参加红军。

亲友们见庞克道跟红军越走越近，为他担心，有相信反动派宣传的，说红军是乌老二，共产共妻，杀人如麻，劝他千万别被红军的宣传迷惑了心窍，给祖宗“丧德”。可在庞克道心里，却下定了投奔红军的决心，“红军需要我，我要当红军”。他暗暗做准备，筹备了一些红军急需的盘尼西尼、奎宁、消炎膏、止痛片等特效西药，准备送给红军。

1934年8月，驻龙山的红军向巴中转移，庞克道背着一大箱药品跟随红军到了巴中，加入了川陕省工农医院，从事中医业务。不久，他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第33军医院，在这里，他成为了一名红军医生。

“庞克道当红军去了!”一时间成了龙山地区的头条新闻，对于这个家道富足，衣食无忧，医术高明，而且很有声望的医生却选择跟着红军东奔西走、南征北战，去过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许多人都不能理解。

1935年3月，庞克道随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部队到达若尔盖草原，许多战士染上了疟疾(俗称“打摆子”)，并且传染开来，严重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和部队的战斗力。庞克道立即赶到发病部队，用他带来的奎 宁、结合他的中药特方疗法给患病的战士们治疗，很快治愈了病人，控制了疫情。

庞克道在长征中使用过的针灸针(自中国军网)

还在刚到红军医院不久，庞克道就向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中医主治医师杨国英学会了针灸技术。但他却没有属于自己的针灸用针。1935年6月，庞克道随部队住在四川(原西康)绥靖县(又称大金川)时，他做了十根针灸针，其中七根是找一位银匠做的，两根是在部队的兵工厂找钢丝自制的，还有一根是请兵工厂工人潘绍安同志帮助制作的。这些针灸针一直跟随他南北转战，为人民子弟兵救死扶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使用和保存着其中的九根，并于1958年底成都军区为军事博物馆征集文物时，他捐献了出来。

长征途中，很多红军指战员得了发痧(或称瘴气)或感染了霍乱，由于当时没有西药、中药材也十分缺乏，庞克道就用这几根针，针刺少商和足三里等穴位，并让患者内服自己中段小便的方法，给无数的红军战士解除了病痛。

10月，一些连队的红军战士患上了严重的皮炎，一个个脚上长脓包，瘙痒溃烂。总部医院也没有特效药，一时难以施治。庞克道凭着自己多年行医的经验，带领医务人员四处采集草药，连夜熬汤，有口服的药汤，还有洗涤患处的外用药水。内外一起用药，仅一周时间，患这种病的战士全部被治愈，庞克道受到军政治部通报表扬。从此，大家称庞克道为军中华佗、“妙手神医”。
 

李云飞据孙成智《九根银针牵出红军的整个卫生工作》、杨顺良《名医背药当红军 长征路上传美名》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