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1918——2014)生于四川省苍溪县原城郊乡武当村，1934年参加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总政治部干事;1937—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入中央社会部情报训练班，曾任林伯渠机要秘书、中共驻西安情报员，1941年调回延安，至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情报机要工作;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还曾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取得黄猫垭歼灭战重大胜利后，一鼓作气，挥师南下，收复了反敌“六路围攻”之初紧缩阵地时放弃的那部分赤区，并继续扩大战果，不到一周时间就打到了嘉陵江边，解放了苍溪县城。家住城郊乡武当村、年刚16岁的罗青长与同村的23名小伙伴一起参加了红军，编入红30军89师。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胜利后，罗青长告别故乡，跟随红军队伍开始了长征。经过一年半时间北上南下，三次跋涉草地、两度翻越雪山的千难万险，目睹了无数战友的壮烈牺牲，罗青长终于胜利走完长征，到达延安。

1938年7月，罗青长进入中央社会部枣园训练班，第一次受到严格的情报保卫工作培训。4个月后，罗青长被派往西安，公开身份是杨虎城38军中尉书记员，随后还担任了国民党三青团西京分团的办事员。秘密身份却是我党情报员，主要协助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德峥搜集、整理和传递情报。

当时，周恩来既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又是我党情报部门的最高领导人，而他办公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驻地七贤庄1号，作为我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是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我党活动的重点部位，在这里，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异常激烈。特务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校里堆土成山，设立哨亭，居高临下，随时监视院内的情况;在七贤庄对面的中学也设立了隐蔽的监视点，采用墙上挖洞之法偷窥。西安警备司令部甚至以登记为名，闯进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的约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特务一直想要找到漏洞借机下手。为了保持与中央的联系，七贤庄配有大功率电台。特务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异常电波后，几次进门搜查，总是无果而返。一天深夜，西安警察局派侦缉队长带队突击检查，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如今，那台曾经罗青长之手巧妙隐藏的秘密电台，已经作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七贤庄的展出文物，每天迎来全国各地游客的参观。

1939年的一天，罗青长突然得到消息，我党存放西安情报组织机密文件的箱子，藏在一名地下党员家里。这名党员说是怕被国民党特务搜查出家里的文件箱，全家人将会性命不保，他催促罗青长赶快把保密箱取走。

危险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敌手，暴露的可不只是罗青长等

人的身份，还会给我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和情报工作造成巨大损失。在请示上级之后，罗青长决定冒险取回保密箱。

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层层警戒线，拿到保密箱之后，赶到预定的接头地点，等着和另一名地下党员交接。可等了很长时间，那名联络员也没有来。这时，西安已经全城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甚至连小学生背的书包他们都要搜查。

罗青长决定利用自己穿着的国民党军官制服强行闯关。于是他叫来一辆黄包车，把装有机密文件的保密箱藏在座位底下。多亏了那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沿途的哨卡才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他一步步接近目的地。

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罗青长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跑了进去。一场惊险的机密保卫战终于化险为夷。

后来，这个保密箱作为历史见证，由罗青长捐赠给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展览馆。

1941年，罗青长结束了在西安的潜伏，被调回延安，担任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秘书，随后任社会部一室指导科科长，进入我党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协助李克农等中央社会部领导负责联系指导全党各情报系统的对敌斗争。罗青长博闻强记、勤于思考，由他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

1947年3月18日晚上，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辨，直到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中央纵队才从容告别延安，开始转战陕北、与“围剿”我中共领导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周旋的历程。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也是中央纵队成员之一。

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有20万人，而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纵队只有800人，其中400人是警卫部队，400人是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面临着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堵和追击，却能安然无恙，毛主席的运筹指挥和英明决断是决定性因素，其中情报部门的贡献也功不可没。罗青长每天都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系统情报部门和主要情报关系如数家珍。毛泽东对罗青长的工作十分满意，周恩来曾夸他是“活档案”，并称赞说，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以后发勋章首先应该发给这些搞情报工作的无名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参与了侦破蒋帮特务阴谋刺杀刘少奇主席的“湘江案”、参加破获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罗青长见证了我党隐蔽战线的辉煌与成就，也亲历了情报部门的发展壮大。

自从进入隐蔽战线，罗青长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1952年起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他又长期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对台工作。

多年追随周恩来的经历，让罗青长受益匪浅。据罗青长的儿子罗援将军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甚至为人处世，父亲都受到周总理的巨大影响。

1975年9月4日，遭受重病折磨的周总理看到《参考消息》转载

的一篇《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文章，当即批示：“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周恩来，9月4日，托、托、托、托。”

为了台湾问题，总理用颤巍巍的手连写四个“托”字，一方面表明了总理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殷切期望，另一方面也体

现了总理对罗青长的高度信任。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病危中的周恩来提出要见罗青长。罗青长接到通知，赶到医院时，总理正在焦急地等待。看到总理憔悴的病容，罗青长难过地落下了眼泪。总理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顽强地支撑着，说：“青长同志，我的时间不多，咱们抓紧时间谈工作吧。”当总理听完他关于台湾问题的工作汇报后，特意嘱咐：“不要忘记那些为人民做出过有益事情的老朋友……”随后，总理陷入昏迷。当他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

听到这里，罗青长再也忍不住，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罗青长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外，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罗青长只好依依不舍地向自己崇敬的老首长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总理最后的诀别。罗青长也成了总理逝世前最后召见的人。

总理逝世后，罗青长担任了周恩来治丧办公室副主任，他强忍着悲伤，送总理走完最后一程，按照总理的遗愿，他和总理的两位卫士

将总理的骨灰撒进了祖国的江河湖海。

对于总理的嘱托，罗青长一直铭记在心，始终心系台湾。

还是在1960年，总理就曾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转送一封亲笔信给张学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罗青长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转达到了张学良手中，又于1992年和1996年两次手写书信，托人转交张学良将军。第二次，张学良终于看到了转给他的信。捎信人阎明光还从台湾带回了张将军手捧字幅沉思的照片……

罗青长终于完成了总理的嘱托，以此告慰总理那临终的牵挂。

罗青长2006年出席纪念周恩来逝世30周年活动照片

作者(左)于1998年夏受到应邀返乡的罗青长老人亲切接见。

       李云飞 据《罗青长：情报部门显身手》《他工作在秘密战线上》《“活档案”罗青长》等资料和罗援少将《看不见的战线》和《谈父亲罗青长在隐秘战线的传奇经历》等内容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