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他改名前，他叫安问卜。参加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长征出发前，他原名叫安文弗。他的名字为何一改再改？为什么改文弗为问卜？毛主席又因何为他改名叫征夫？说起来他三个名字的历史勾画了他的人生轨迹，而相关的经历正是这位抗战儒将、革命先烈生命之光的绽放。
 

　　安征夫
 

　　1914年，安文弗出生在四川省苍溪县嘉陵江西岸原八庙乡安家湾一个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大哥安文萃早年留学日本，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回国后在川北推行新学教育革命思想，创办了苍溪县中学，是该校首任校长。少年安文弗就读于苍溪中学，在长兄的影响下，参加了学校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并于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加入了少共组织。到成都读高中期间，于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因组织学生开展救亡运动和负责编印地下党报纸，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被反动当局通缉。为了躲避抓捕，他逃回了已经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组成部分的苍溪老家。

　　1935年初，在红四方面军准备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时，安文弗结束了躲避追捕的生活，毅然放弃优裕的家庭条件，投笔从戎，加入了红四方面军西进北上的长征队伍。为了逃避张国焘针对非工农家庭出生人员为重点的“肃反”运动，不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掉，他将名字改作安问卜，“割断了”与地主家庭的联系。

　　长征途中，安问卜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在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领导下，做红军大学教员，教那些没有文化的红军指战员读书识字，为党和红军培养干部。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安问卜任红军大学庆阳步兵学校教员、文化主任。

　　1937年8月，安问卜随红军大学步兵学校抽调的一个团，在团长韦国清、政委陈明领导下扩编成的115师教导大队任政治指导员，随115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破袭日军交通线，开展游击战，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之后，115师教导大队扩编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安问卜先后任该军校主任教员、学生队队长、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宣传股长，跟随八路军总部抗战在晋北晋中前线。

　　1938年，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由山西前线调回延安时，安问卜、欧阳平、张正光三位年轻干部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教导他们“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当好群众的学生；要当好指挥员，必先当好战斗员；要领导战争，必先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问到他们几位的名字时，毛主席很好奇安问卜怎么会起这样的名字。他向毛主席讲述了他在红四方面军中亲眼目睹张国焘迫害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惨状。那时他谎称自己家境贫寒，父母无钱给孩子看病，取这个名字，就是有灾有病了去占卜，向神问吉凶、求神保佑平安的意思。他还隐瞒了自己在成都读过高中的事，说自己只上过小学。毛主席说：“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迫害青年知识分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这个名字现在该改过来了。”安问卜忙请主席帮他改名字，主席轻轻点了点头，抽了一口烟，像是正在思考又已经想好了般地再次点了点头，很认真地说：“你三过草地，内，张国焘要迫害；外，国民党反动派要围追堵截，你是一个从长征中好不容易才走过来的大丈夫啊，就取名‘征夫’吧”。安问卜非常喜欢“征夫”这个名字，不仅因为它是毛主席给取的，而且毛主席给这名字的赋意让他十分自豪。从延安回到八路军随营军校驻地洛川后，他立即宣布正式改名“问卜”为“征夫”。从那以后，他终身使用毛主席为他改的名字，毛主席接见他们、为他改名时说的话，一直激励着他为了祖国和人民，努力把党交给的每一项工作做到最好。

　　1938年8月，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正式公开命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六大队，安征夫担任政治处宣传股长。12月，安征夫任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宣传科长，跟随何长工校长、周纯全副校长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晋东南，完成了抗大一分校的第一次东征。1939年11月至1940年1月安征夫跟随抗大一分校三个大队（团），以“八路军挺进纵队”为代号，从晋东南长途跋涉，开赴抗日前哨——山东沂蒙山区和滨海地区，完成了抗大一分校的第二次东征。他亲手创办并主编了抗大一分校机关报《战旗报》。
 

　　收藏于国防大学的唯一一份《战旗报》
 

　　要说《战旗报》，还得从安征夫任八路军随营军校宣传股长时创办的校刊《锻炼报》讲起，为纪念该校改编为抗大六大队，校刊也改了名为《火炬》，后来《火炬》是抗大一分校机关报；为了纪念1940年抗大一分校东征到山东，再次改名为《战旗报》。至今珍藏在国防大学（前身为抗大）史馆仅存的一份《战旗报》真迹，头版头条就是安征夫 为皖南事变连夜赶写的社论《充分准备自己》。无论是抗战初期的《锻炼》，抗战中期的《火炬》，抗战后期的《战旗》，不管是在山西前线，在延安，还是在晋东南，在山东的沂蒙和滨海，这份抗战报刊从始至终都凝聚着安征夫的聪明才智、辛勤劳动和无尽心血。

　　安征夫在抗大一分校，从延安东征到晋东南后，还亲手组织创办了抗大文工团，后来唱红全国的几首抗战歌曲《沂蒙小调》、《你是灯塔》、《滨海进行曲》等就是他领导下的抗大文工团创作的。

　　有安征夫的老战友们在回忆文章中说，他抗战文章写得好，抗战标语写得好，抗战会议主持得好，抗战宣传鼓动得好，抗战演讲口才好。他是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和抗大一分校公认的一大抗战才子。全校性大小集会和活动，几乎都是他做主持司仪。他主持会议，总是能根据首长的讲话内容，当场选用非常恰当的词语，抓住讲话的重点并将其编成响亮而鼓舞斗志的抗战口号，适时举拳领着全场高声呼喊出来，使全场情绪振奋，使会议生动活泼，将气氛推向高潮。老战友叶尚志回忆说：“安征夫同志主持开会决不会有人打瞌睡，大家公认就他有这一手本领，若是换人主持，肯定会比他逊色”。他的老战友欧阳平将军为他所写的传略中说：“这需要很高的政治水平、丰富的宣传工作经验、机敏的头脑和流利的口才方能做到，征夫每次都做得非常出色，给大家印象颇深。”安征夫还主持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等首长来抗大一分校授课和讲话的集会，并得到过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夸奖。
 

　　安征夫（左3）和抗大一分校的同事们
 

　　1943年初，安征夫先后任山东滨海军区宣传部部长、滨海第一（滨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在山东军区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黎玉副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的领导下，同梁兴初司令员、刘西元政委、黎有章参谋长一道，带领军分区全体指战员谱写抗战最前沿战场的抗敌战歌。当时整个山东的战势仍以胶济路东段两侧为重点，滨北军分区正处在胶济路东段，面临着日伪军占据的青岛、胶县、高密、诸城等重要据点。作为政治部主任，安征夫主要负责加强我军在驻地、行军、战地灵活多变的抗战思想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同时他还加强了对日伪军的政治攻势，率先采用了滨海军区宣传部部署的以“红黑点”记“善恶录”来争取伪军的办法。安征夫经常化装带队深入伪军军营，开展“身在曹营心在汉”“明黑暗红”“弃恶从善”的政治政心战，开展反日本奴化教育的宣教活动。

　　在对瓦解日伪军的政治攻心战中，安征夫还赢得了山东日本反战同盟著名干部金野博的亲密合作。说起这个金野博，最初是安征夫所在部队的一名俘虏。他刚入伍不久，在参加对梁山地区的“扫荡”中成了我军的俘虏。被俘后，他一直寻机逃跑。一天下大雨，他和几名俘虏趁机逃跑，没跑多远，再次被俘。他觉得已无生路，想寻短见。安征夫知道此事后，主动找他谈心，给他做思想工作。谈了几次心，安征夫的话打动了金野博，得到了他的信任。于是他主动吐露心声，说他是被强征入伍的，不想杀中国人，不想伤害八路军，安征夫趁机对金野博进行思想教育。金野博通过安征夫的教育，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并策反了一名日军翻译为八路军翻译。在滨北军分区，两人再次相遇并成为亲密战友。

　　安征夫在滨海地区开展的对日伪军的反战宣传和抗日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战果，争取了伪军莫正民等起义，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带领1300余人反正。大规模伪军的起义反正，强有力地破坏了敌人的“重点”防御体系。

　　安征夫在滨海战区参加过大青山突围战斗、三次甲子山反顽等战斗，参与指挥过诸日莒胶地区讨伪战役、赣榆战役和滨海反扫荡战役、临沂战役等著名战役。

　　1945年5月1日，日军突然增兵山东，用3万人的兵力以鲁中、滨海地区为重点，进行全面“扫荡”。安征夫带病随梁兴初司令员、刘西元政委率滨北军分区阻击从胶济铁路而来的日伪军。经过20余天奋战，5月下旬，胜利结束了反“扫荡”，同兄弟部队一起共消灭敌人5000余人，攻克了3140多个据点。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又经过两个月的艰苦作战，基本除掉了胶济路东南部的日伪军。他们乘胜出击，冒着酷暑，尽夜兼程，进攻敌占区中小城市和交通要塞，攻克了胶济路上的重要兵站——胶县，切断了胶济路东段，直逼青岛。1945年10月，在攻打诸城战役中，重病缠身仍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休息的安征夫，由于劳累过度，倒在了指挥岗位上，再也没有起来。这位风华正茂的抗日儒将，年仅31岁，便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抗战精神永远活在滨海军民心中！

　　在江苏赣榆县抗日山南坡，最早由八路军115师二旅、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军民于1941年为抗战牺牲的先烈建塔树碑的地方，现在的抗日山烈士陵园里，毛主席为他改的名字——安征夫，就在抗日英烈纪念碑上铭刻的3567位烈士英名的第四位！
 

　　安征夫烈士之墓
 

　　李云飞 据安石传记《文韬武略一骁将——安征夫》、安石文《从学生到抗日儒将安征夫英烈》、赣榆史志《他是抗战宣传鼓动家》、赣榆宣传《“百年记忆”专栏：安征夫——你是灯塔》等编写